采访的起点

常言道，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我对二战期间日本遗孤的口述史访谈工作，充分印证了这一道理。

3年来，我走访了日本大部分地区及中国东北，顺利完成250余次口述史访谈。今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中日两国众多有识之士的支持下，“二战日本遗孤与在日华人研究所”正式成立。作为一家公开的社会研究机构，该所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平台，旨在通过“残留邦人”这一侵略战争的历史遗留问题，揭示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并呼吁各国人民共同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3年时光转瞬即逝，每一位受访者的面容与话语仍清晰如昨，而最令我铭记的，仍是初次访谈。2022年8月21日下午，经旅日华人篆刻家马景泉（乐得斋主人）先生引荐，我在东京都大田区的JR蒲田站，见到了满头银发却精神矍铄的富井义则先生。我们在车站附近的麦当劳进行了约两个小时的首次访谈，初步确定了后续的采访安排。

彼时正值新冠疫情高峰期，此前多位由马先生联系的对象均因担忧感染而婉拒采访。当我首次踏入富井先生家中时，展子夫人告知我，我是疫情爆发以来第一位登门拜访的客人。由此可见，我的到访无疑为富井夫妇带来了潜在的健康风险。然而，他们出于对我研究工作的支持，毅然将个人安危置于度外。

此后，我对富井先生及其夫人的访谈与实地考察累计达10余次，地点涵盖东京都、栃木县、长野县以及上海等地。富井夫妇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具备敏锐的思维、清晰的记忆力、准确的表达能力与深刻的洞察力，在所有受访遗孤中极具代表性，甚至堪称特例。不仅如此，他们的家庭背景与人生经历也集中体现了这一群体的典型特征与独特性。

每次访谈前，富井夫妇均认真准备，全心投入。作为研究者，能在采访之初便结识如此严谨而富有责任感的受访者，实属幸运。这也进一步坚定了我长期致力于二战日本遗孤研究的决心。

富井先生退休后曾从事遗孤安置工作长达二十年，熟悉日本政府相关政策，并协助多位遗孤解决了实际困难。因此，他不仅是我最初的采访对象，更逐渐成为指导我研究实践的重要顾问，使我获得了大量宝贵的一手经验。

凭借广泛的人脉资源，富井先生积极为我引荐其他遗孤受访者，并每次亲自陪同参与访谈，迅速打开了我的采访局面，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交往的深入，我愈发感受到富井夫妇所秉持的坚定生活哲学与思想体系。他们的言行举止与丰富的人生阅历，给予我这位后辈深刻启发与精神滋养。